江南稻、桑、茶等主要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和蚕、鱼等的饲养技术，在唐代也有明显的进步。这些进步对后世江南农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
一、水稻裁培技术

唐代以前，虽然北方已经知道水稻移植技术即插秧，但江南仍实行直播，因此迄今尚未发现有关于移植的记载。到了唐代，直播法仍在一些地区继续行用，但移植法也逐渐推广开了。这种情况反映在《四时纂要》里。该书关于水稻种植技术的部分，基本上因袭《齐民要术》的文字，但也作了若干重要删节和变动，不应视为简单的照抄，因此应视之为唐代江南的实际情况的反映。在该书中，直播、移植两法均有记载，而以后者为详。

《齐民要术》载：种稻，“淘净种子，……渍经三宿，漉出内草篇中亵之，复经三宿，牙生长二分，一亩三升掷。”《四时纂要》则改为“种水稻，此月为上，先放水十日后，碌轴打十遍，淘种子，经三宿，去浮者漉寝，又三宿，芽生种之，每亩下三斗。”

前者反映的是大田直播的下种情况，而后者则是秧田的下种情况。明清江南大田每亩下种量通常是3一4升（合唐制每亩4.9-6.5升），密植者每亩可达1斗（合唐制每亩1.6斗）。唐代江南大田插秧密度肯定不及明清，因此大田亩均下种量 达不到3斗。联系到《齐民要术》所说的直播种稻每亩下种三升（合唐制每亩1.5升），可知《四时纂要》说的每亩3斗，应是秧田下种量。这段记载，是我国农业史上关于水稻秧田下种量的最早记载。它的出现，表明了唐代水稻移植技术的普遍化。

除了《四时纂要》之外，江南水稻移植也见之于唐人诗咏，例如张籍《江村行》：“江南热旱天气*，雨中移秧颜色新”等，移植技术的运用对水稻生产具有重大意义。

在稻田除草方面也有重要进步，其集中表现是除草工具的出现与运用。以前稻田除草，主要靠手拔，效率低，劳动强度大。到了唐代后期，江南稻农已使用耘爪（鸟耘），故陆龟蒙有《鸟耘辨》。据王祯《农书》所作解释，耘爪以竹或铁制成，“穿于指上，乃用耘田，以代指甲”，保护手指并从而提高了工效。陆龟蒙说耘爪是效法鸟啄食之迅速（“务急而畏晚”），故称为鸟耘。王祯诗赞之曰：“惟农有鸟耘，爪田仍去莠。劙竹贯十指，耨禾牵两肘。假借以为功，疏剔乃能久”。这种工具的出现与广泛使用，标志着江南稻田除草技术的重大进步。

二、桑树栽培

唐代以前，虽然北方已有简单的桑树修剪，但无论南北，都还未有人工剪定养型技术。由于未加人工剪定养型，所以桑树都很高大，采叶时“必须长梯高机，数人一树（原注：梯不长，高技折；人不多，上下劳）”。萧齐时沈璃在建德劝种桑，“顷之成林”，也说明江浙一带桑树之高大，否则难以成林。到了唐代中后期，人工剪定养型技术出现了。

《四时纂要》卷1正月条首次记载了此项技术：“每年及时科斫，以绳系石，坠四向枝，令婆娑，中心亦屈节，勿令直上难采”。经过这种处理，桑树变得短小，不仅易采，而且为密植奠定了基础。这项技术的出现与运用，是桑树栽培技术中的一项革命性进步。

三、茶树裁培

唐代以前尚无人工种茶的明确记载，但到唐代，不仅出现了人工种茶，而且裁培技术进步极速。而这一世界茶树栽培史上的革命性进步，恰又发生在江南。

唐代前期，江南种茶技术尚未见于史料，但到盛唐中唐之际，陆羽已根据湖州茶区的生产经验，撰成了世界上 部茶叶生产专著《茶经》。《茶经》对茶树的性状、生长习性、茶树生长的 土壤及阳光等条件都作了总结归纳，并谈到了直播与移植两种种植的方法。如果说《茶经》所反映出的中唐时期江南茶树栽培技术还比较简单，那么到晚唐时期江南种茶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。《四时纂要》总结当时的种茶经验说：

“二月中于树卞或北阴之地，开坎园兰尺，深一尺，熟剧，著粪和土，每坑种六七十颗子，盖土一寸强。任生草，不得耘。相去二尺，种一方。旱即以米沽浇。此物畏日，桑下、竹阴地种之皆可。二年外方可耘治，以小便、稀粪，蚕沙拥之，又不必太多，恐根嫩故也。大概宜山中带坡峻。若于平地，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”。

这种方法与近代种茶技术已无大异。后世农书如《四时类要》、《农*全书》等，其中关于种茶法的记述，也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抄录《四时纂要》的文字。人工种茶从无到有，从简单到精细，这一进步发生在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里，不可不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。

四、育蚕技术

早在汉代或汉代以前，我国人民就已知道春蚕与夏蚕的区别了。当时把夏蚕称为原蚕，但一直饲养不多，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桑叶供应方面的问题，一是夏蚕较难饲养。在桑叶的供应方面，《淮南子》说：“原蚕一岁再登，非不利也；然 法禁之，为其残桑也。”《蚕桑辑要》亦谓：

“原蚕即夏蚕，又名二蚕。二蚕利，本不取，一则届时农忙，恐妨田务，二则蚕盛妨马，故周礼有原蚕之禁，三则春蚕毕后桑叶无多，再戕伐其叶，树本受伤，来年之叶，必不繁茂，惟舂蚕失收，以补不足，养之可也。”

但是，在桑树较多的地区，可以利用夏伐桑园的机会，用疏芽的桑叶饲养夏蚕，疏去桑树过密的细小的和下垂的芽叶，可以促进生长芽的生长，同时又饲养了夏蚕，有一举两得之利。不过疏下的芽叶有限，所以夏蚕的数量不能过多。另外，利用地桑，则可较多地饲育夏蚕。因为地桑生长快，可多次刈取，“无树桑之家，纯用地桑，则人力倍省，……加浇三之功，使之滋长，至其蚕大眠之后，或树桑不能至，可溉取地桑，使晚蚕至终者不致缺食”。现代广东就是用这种方法，一年中多次养蚕的。

在饲养方面，因夏蚕饲养期正值高温多雨的夏季，所以蚕易病难养但在北方，情况好一些，温度湿度均低于南方，因此象甘肃等地，夏蚕饲养的成绩并不亚于春蚕。在北方河北等地，一般的讲，常是雨过天晴，雨量较南方为少，降雨前后闷热不透风的情况也较少，新生桑叶成熟较快，养夏蚕的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，所以北方养夏蚕比南方容易一些。

北朝关中地区，夏蚕的饲养已在一些地方普遍了，所以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诏书，就说到“以长安二蚕多死，丐民岁赋之中”。北周庾信的《归田》诗也谈到了夏蚕的饲养。到了唐代，*河流域夏蚕的饲养较前普遍一些。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关中到东鲁，都有养夏蚕的R，不过，总的说来还是不多，原因仍是桑叶供应不足。

其时南方夏蚕饲养不普遍（江南更未有此方面记载〉，主要原因盖在于桑叶的供应。到了唐代，由于桑树栽培技术的发展，桑叶的供应比以前充分，因此夏蚕的饲养也就逐渐多了起来，这在唐代诗人中有一些反映。特别是苏州、润州，已普遍饲养夏蚕，甚至可能超过了华北。

这种情况在五代时进一步发展，因而在宋初还引起了一桩公案。雍熙四年孔维上书请禁养夏蚕，而乐史反对说：“今乃禁其蚕事，甚无谓也。……臣尝历职州县，粗知利病。编民之内，贫窭者多。眷蚕所成，正充赋调之备，晚蚕薄利，始及卒岁之资。今若禁其后图，必有因缘为弊，滋彰挠乱，民岂追宁！”孔维又上疏说：“臣少亲耕桑之务，长历州县之职。物之利害，尽知之矣。蚩蚩之氓，知其利而不知其害，故有早蚕之后重养晚蚕。且晚蚕之茧出丝甚少，再采之叶来岁不茂……”。

乐史是抚州宜*人，其家世仕南唐，本人也做过南唐的地方官，对长江下游生产情况较为了解。孔维系开封雍丘人，历任河南地区地方官，对*河流域生产情况则较熟悉。两人意见之相左，可能就是由于两个地区夏蚕饲养情况的不同。大约长江下游地区已很普遍，而*河流域则问题还较多。太宗同意乐史的意见，可见长江下游地区的夏蚕饲养地位的重要。所以北宋人苏颂说：“原蚕蛾，……今东南州郡多养此，蚕处皆有之。此是重养者，俗称为晚蚕。北人不甚复养，恶其损桑”。

宋初这样，唐代不会相差太远。联系到前述松本秀一文所引唐人诗文中所反映的内容，可知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夏蚕饲养确已比较普遍，并且超过了*河流域。而在长江下游各地中，江南又应最甚。

五、养鱼技术

江南地区湖泊河流很多，人民自古饭稻夔色，鱼类是食物中动物性营养成分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
到了唐代，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：江南人工养鱼已经相当普遍，养鱼技术也有较大进步。据陆龟蒙等人的诗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苏州等地，出现了人工开挖小规模鱼塘鱼池。这种小规模鱼塘鱼池的出现，意义很大。尤其是对经营力量微薄的农民来说，意义更大因为这可以使养鱼普遍化：不仅使一些缺乏天然湖塘的地区也有可能养鱼、而且还可以使养鱼事业深入到农民之中，成为农家副业生产的一个新内容。

人工养鱼的普及与发展，关键之一在于鱼种（特别是优良鱼种）的采取与培育。到了隋代，出现了人工采取鱼种的方法。其法是在鱼产卵的季节，割取鱼产卵地点的荪蒋草，曝干为把，然后运到外地需要的地方，将草把置于水边，草上的鱼卵即孵化为鱼苗。太湖所产的白鱼子，最为有名。大业时曾贡到东都，在内苑湖中养育，效果很好。到了唐代，这种方法当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。苏州的鱼子，仍然被列为贡品，贡到长安。

在唐代江南地区，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，即取产大鱼之处近水际土，运到养鱼之处，布于池底，土中鱼卵得水便孵化为鱼苗。这种方法在《四时纂要》以及皮日休等人的诗里都有记载及表现，可见运用颇广。

参考文献：

《四时纂要》

《归田》

《农*全书》

《齐民要术》

《茶经》